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2000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伏尔泰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持续了超过1000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整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是因为外来者到来，还是它自身的弱点，造成了中国在19世纪的悲剧性命运？按照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弗莱彻的分析，中国命运的悲剧性已蕴涵在18世纪，欧洲人的到来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两个变化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刚才提及的领土与人口的倍增。越来越宽阔的疆域使得中央政府的控制难度明显增加，中央极权式微；在马尔萨斯为世界的未来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末达到3亿之后，继续马不停蹄地增长到1850年前后的4.5亿。这既说明了传统体制的成功，刺激了消费与商业世界的生长，也说明它同时带来了资源的明显紧张感，更多的读书人期待获得官职，更多的农民需要耕地，更多的人要吃饭、穿衣，这些通道没有同步拓展时，矛盾就开始积郁了。要知道不管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秀全，还是康有为与孙中山，都是在传统晋升之路被封闭后才去寻找新方向的。
在1895年前，帝国的大部分精英对自己的信心似乎仍未彻底崩溃掉。在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官员的成长过程中，他会目睹一连串帝国在外来者面前的屈辱，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7～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几乎每隔十年战事就会爆发。而帝国的基础曾经在19世纪50年代显得脆弱不堪过，欧洲的外来者不费力地就能够瓦解从沿海港口到北京的清军防线，一些最富洞察力的头脑很快就发现，他们是中华帝国几千年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力量；而一支用变样的基督教统一思想的太平军则占领了最富裕的长江领域，那里是帝国财政与粮食的供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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